在現今科技快速發展的時代中，數位媒介改變了學術及教育的研究學習環境，擴增了資訊的廣度與深度；大數據的累積藉由數位科技，可探勘分析出研究領域中資訊之聯結、傳遞、儲存等各種創新可能；而圖像在網路世界中因為視覺的感知、內涵的表達，是各年齡層讀者最容易接受的閱讀語言，其日益增加的影響力，也讓大家興起對圖文敘事在教育領域中的關注。

本次研討會期望藉由學界及業界的菁英與專家就『近代圖文敘事』議題，分享他們寶貴的經驗，並且讓與會者藉由詩、圖、文等形式，讓近代中國、臺灣與東南亞華僑下的生活軌跡有更進一步的了解。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陳煒舜教授在臺研究寫作期間，受邀演講與我們分享「感世與自適：北洋元首詩淺說」

首先，陳教授替我們介紹了北洋時代的各大元首，分別是袁世凱、黎元洪、馮國璋、曹錕、段祺瑞、張作霖等人，他們雖為武官而知名，然而，北洋文武百官出生於晚清，多數官員將領們仍流露著顯著的傳統文化氣息。因此，北洋元首也不時投入詩歌之創作。陳教授首先就古代元首與詩歌的關係、北洋元首的文化背景作一通盤介紹，然後依次羅列袁世凱、徐世昌、段祺瑞、曹錕等幾位元首之詩作。

陳教授指出在唐中葉以前，帝王詩其實是詩史之主流或主導者，詩壇文壇亦以帝王為領袖，身邊團結了一群文人，形成了一個具體的文學集團。而到了唐中葉以後，文學的主導產生了轉移，賢士大夫影響力已大過帝王，以致帝王都開始景慕起他們來了，要向他們學習。接著，陳教授介紹了各元首的文風，主題方面，幾位元首的作品大抵不出感世與自適兩類，但情境卻各有不同。

袁世凱最可信的作品為《圭塘唱和詩》，袁世凱此時的詩作，一方面表達了對政局的擔憂，以及懷才不遇的憤懣；但另一方面，也表達對於洹上養壽園山水的熱愛。由於清末明初久歷官場，所見雖多但也有許多忌諱，因此徐世昌的詩作中，直接反應史事的作品為數不多，大多數作品往往表達山水田園之樂與退隱生活的嚮往。段祺瑞的創作有意識地以感世為主，又因其為臨時執政沒有實權，故往往能對歷史政治加以評斷，文章講求實際而少雅趣為段祺瑞之創作的特色。曹錕的詩文創作，始於1926年獲釋下野之後。由於此時的曹錕已全無東山再起的可能，因此寄情於禪悅、書畫和詩文之間。

整體而言，北洋元首除徐世昌外，多因行伍出身而顯達。他們投身軍旅，也參與了不少戰爭，但對人文卻非常重視。詩歌在袁、徐、段、曹手中是重要的言志方法，他們皆透過詩歌創作來建構自我的形象。

美國知名出版社Gale, Cengage的黃譯民業務經理演講「”假”資訊OUT！數位時代電子參考資源的新定位」

首先，黃經理提出隨著科技的進步，資訊流通更加迅速，然而其中也充斥了許多假新聞、假資訊，而人們該如何過濾每天所接觸到的各種資訊呢？黃經理指出，其實有許多政策及企業都有針對這項問題提出不同的做法，有提供人民討論資訊真偽的平台、通訊軟體中也有供使用者過濾資訊的官方帳號，更有NGO組織成立的台灣事實查核中心在替我們過濾各項消息的真偽。

接著黃經理向來賓介紹了參考工具書的重要性，以及電子書所帶來的優勢跟好處。而GALE電子圖書館整合了參考工具書的權威性、電子書的便利性等各項優勢，提供讀者更快速的獲取正確資訊的管道。其中收錄了GALE電子書60多年來的權威參考工具書，涵蓋理、工、農、醫、人文社科等多個學科，並且提供了多種語言的出版物。接下來的時間，黃經理為我們詳細的介紹了GALE電子圖書館的內容及操作介紹。電子參考書使圖書館能節省館藏空間、並且線上取用人數無限制。對學者專家、老師教授來說，電子參考書提供權威的資源、可作為互動式的課堂教學應用，更可增加研究深度。對學生來說，平台操作簡單易懂，並有可靠的來源及標準的引文格式，種種好處凸顯了電子參考書的重要性。

圖書館員身為資訊的中介者，如何提供正確而有用的資訊給讀者是每位館員心中的理想。黃經理希望透過這次演講能夠帶大家重新思考一下數位時代的電子參考資源能夠如何為讀者和使用者提供升級版的參考服務。

第三場演講非常榮幸邀請到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副研究員劉瓊云與我們分享「明代學童讀什麼書？─《日記故事》中的圖與文」。劉老師是獲得哈佛大學博士學位的年輕學者，早期第一個發展的研究領域為《西遊記》，特別受到小說中孫悟空和其他精怪的「叛逆性」所吸引。後來為人母，在教育「小猴兒般」的孩子「知禮成人」的過程中，開始注意到《日記故事》這樣的書籍，因而嘗試開展另一研究方向。

《日記故事》是明代相當流行的蒙學讀物，最早編寫於元代，經後人多次修訂而成。此書主要取材自經典史籍，抽取其中小段內容，簡化文字，成為一則接一則講述前賢先哲嘉言懿行的小故事。明代時期版本眾多，當中不少附有插圖，文圖並行，例如現今大眾所熟知的二十四孝的故事，也是從《日記故事》「孝行」類故事發展而來。

劉教授先引述史料指出，明代記載中《日記故事》的用途多樣。社學私塾課堂上使用之外，此書也是重視教育的母親在家中為年幼子女講述的故事內容。現存至少有兩條材料紀錄明代家庭聚會，祖孫親友齊聚一堂，兒童背誦《日記故事》內容，眾人聆賞同樂的情狀。除了中國內部，駐派帝國邊區的明代地方官為了「化俗」、「化夷」興辦學校，也有不少將所《日記故事》列為教材者。此書現存最重要的版本之一，是嘉靖時期一位朝鮮官員李義臣，在中國見到一部刊刻品質精良、圖文並茂的《日記故事》，喜愛不已進而加以覆刻之作。此書也傳至日本，江戶乃至明治時期仍不斷重編再版，可見其流行的地域範圍不限於中國，廣及整個東亞文化圈。

劉教授分析，作為講授於家庭和學校的童蒙類書，《日記故事》具有一定程度的日常性，同時其內容結合道德與歷史教育，寓勸誡，廣見聞。這樣的書籍同時觸及思想、史傳、藝文和商業出版等面向，需要超越目前以版本文獻學為主軸的研究方法，結合道德教育、書籍編寫、文圖表現之研究視域，方能深入開掘其重要性。

此次劉教授以幽默風趣的口吻帶領聽眾認識這本明代流行的通俗讀物─《日記故事》，讓我們更加了解這部流行於明代的故類書，也帶領我們重新認識儒家倫理的生活面向與傳播媒介，道德教育與文史敘事之間的合作效用，深入淺出，生動有趣！

第四場演講由漢珍數位圖書公司 楊學斌經理分享「嶄新的研究礦藏：從《共榮報》看印尼華僑生活」。

印尼是全世界第四大人口的國家，在這2億6千多萬的人口中，華僑占了2-3%(約5百萬至7百萬人左右)，同時也占了全印尼10%的經濟活動。這些大多來自中國南方的華人移民最早可追溯至漢代，唐、宋時期中國與馬來西亞也有頻繁的商業活動及文化交流，元代時已有中國人在當地定居的明確記載；在這幾百年間部分華人逐漸落地生根，不只在日常生活中完全使用馬來語等當地語言，甚至無法流利使用華語。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之下，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出現數份以華僑作為主要目標讀者的日報，這些報紙有些使用華文，有些則使用馬來文。

然而這些報紙隨著1942年二戰期間日軍攻佔荷屬東印度後皆被勒令停刊，只有《共榮報》獲准發行，成為1942年至1945年日軍佔領印尼三年半期間內，唯一獲准以華文、馬來文發行的華僑報紙。此報紙可謂印尼版的台灣日日新報，報導內容舉凡當時僑界動向、華僑社會輿情、華僑總會活動、婚喪喜慶新聞發佈、物價波動以及文藝娛樂等等，全都在《共榮報》留下了歷史的蹤跡，成為後人爬梳研究當時印尼華僑社會的珍貴史料。

楊經理提到，目前《共榮報》是一份過去鮮少為人知曉，也幾乎沒有被深入發掘過的報紙；但隨著漢珍公司出版《復刻共榮報1942-1945》即將問世讓這些珍貴的史料得以被公諸於世，同時也讓研究及典藏者可一同窺探二戰當時東南亞華僑社會的真實樣貌。

最後一場演講有幸邀請到建築史達人國立臺灣博物館 凌宗魁專案規劃師前來分享「從攝影圖像看臺灣建築」。

凌老師提到這些老照片來源大多是出自家族相簿或是個人收藏，因近年文化部推動的「國家攝影資產搶救及建置攝影文化中心計畫」讓這些照片漸漸被挖掘，同時得以被修復並妥善保存。話鋒一轉，時間回溯至1890年代，看著照片中一幢幢日治時期所建造的建築，老師開始細訴著它們的前世今生，如：龍山寺前的廣場原來從前是一片蓮花池，百年前板橋林家出資建造的台北小南門，日治時期日本在臺灣設立的第一個郵局─台北郵便局等等，藉由這一張張的照片，帶出一段段歷史故事，這些老照片在老師的眼中彷彿會說話一般！

物換星移，照片中這些日治時期木頭建造的老建築多數因為都市開發、文化資產保存意識不足等因素，相繼拆除或因火災、戰爭等原因被摧毀，只能靠這些老照片留存下它們的身影；但隨著近年來文化資產保存意識興起，仍舊有少數沒有被破壞的日治時期建築被視為古蹟，例如：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帝國在臺的受降地─臺北公會堂(今西門中山堂)、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官邸(今台北賓館)、臺灣第一代氣象觀測站─臺南測候所等等。

透過凌老師娓娓道來這些建築所蘊含的深厚歷史背景與精采故事，彷彿引領聽眾走進時光的隧道，隨著老師的腳步，看1895年後的台北城因日軍的進駐逐漸出現與傳統中國式建築風格迥異的近現代西式建築，一睹百年前臺灣的建築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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